5月7日，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预测称，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略高于0.4%，较此前0.9%的增长预期大幅下调。研究所专家表示，在经历了三年的衰退和停滞后，德国经济“几乎已无缓冲空间”。

经济增长预期下调的背后，是近年来德国产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内外挑战。俄乌冲突延宕、“特朗普2.0”时期的美欧纷争，以及中东地区冲突再起，令冷战后30多年来支撑德国经济繁荣的基石支离破碎：德俄能源脱钩，德国工业成本飞涨；美欧战略选择与价值观分歧拉大，德国在政治、经济和安全三方面面临重压；美以伊战事不仅激化北约内部矛盾，其外溢效应还令德国能源成本进一步上升。与此同时，德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逻辑也已发生变化。2025年，德国对华出口较2024年下降9.7%，不少德国战略界人士据此认为中德已进入“产业竞争”时期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德国政府认为冷战后德国工业发展依赖的“美国安全、中国出口、俄罗斯能源”三角平衡模式已难以为继，其内部又面临关键产业投资不足、人工成本居高不下、行政审批程序繁琐等问题，导致德国产业发展缺乏“新活力”。在内外压力之下，德国政界自然想要探索产业发展、维持经济增长的新路径，但这一转型过程并不容易，其或将经历国家、市场、监管规则与创新需求之间的拉锯博弈。

当前，德国正在对“秩序自由主义”提出新的思考，开始为“国家指导”与“有选择的产业保护”寻求合法性。“秩序自由主义”一度被视为战后德国经济模式的灵魂，其核心主张是：联邦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，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，同时通过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来对冲市场残酷性。随着德国政府认为其在地缘安全、经济技术等领域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，开始在国内市场融入越来越多的“国家干预”，比如修改“债务刹车”原则，设立5000亿欧元的“特别基金”用于基础设施和国防相关建设。这一政策转变必然带来产业发展指导机制的改变，转变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——特别是保护政策对外部重要合作伙伴的针对，可能会带来更多经济和外交上的不确定性。

另外，德国还将面临“标准规则”与“制度创新”二者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。今年4月，隶属德国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围绕“进步经济政策”展开讨论。会议提出要维护欧盟标准。德国政界认为，在AI、半导体与数字规则领域，欧盟失去标准与规则的制定权就意味着沦为大国附庸，其试图利用欧盟单一市场巨大杠杆，将欧洲价值观与劳工标准转化为外资进入欧盟市场的标准。会议同时提出进行制度创新。德国前总理朔尔茨此前在一场活动中自嘲“德国20年修不好一条铁路”，实际上揭示了当前德国行政效率低下，摆脱官僚主义的束缚势在必行。如何让创新政策同时适应规则标准、将二者之间的矛盾降到最小，或将成为德国政府面临的下一个重大挑战。

总而言之，当今的德国产业发展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。若其能以“去官僚化”为突破口加强创新，同时在对待重要外部经贸合作伙伴方面找到竞争与合作的新平衡点，那么完全可能走出一条产业发展的新道路。为此，德国在对“秩序自由主义”的新思考中，即使融入更多的国家引导，也应当防止滑向过度的保护主义。是继续沉溺于程序的正确性、保护性规则的“虚幻安全”，还是重拾制造业立国的效率与创新力、对待外部竞争的开放心态，这需要德国政界与经济界共同给出智慧的回答。（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